2012 年新年伊始，全国第一个副部级，原广东省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贪官周镇宏落马。周镇宏贪腐案除了与茂名腐败窝案有关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人具有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头衔，是个爱出书的学者型“雅腐”贪官。近几年来，中央加大反腐肃贪力度，大力加强制度化反腐，加紧构建科学反腐体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像病菌抗药性一样，一些贪官的“抗反腐”伎俩也在“升级”，官员贪腐的花样不断出现新的变种。周镇宏的落马， 引发了公众对“ 雅腐”官员爱出书乱象的担忧和抨击。

官员爱出书的“雅腐”方式与丑行在官员出书热中出现的“雅腐”贪官，其“曲线受贿”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其丑行更是各具特色。本文择其媒体公开报道的典型数例，旨在引起社会关注。

“权文交易”，售天价书的张敬礼。不久前，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控受贿罪、诬告陷害罪以及非法经营罪三项罪名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据检方指控，张敬礼涉嫌受贿117万余元，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经营额达2300 万余元，非法获利1600 余万元。与一般贪官直接收受金钱不同，张敬礼的绝大多数受贿款都是通过自己著书立说，利用其身份让行贿者掏钱，不惜花高价购买他的书。在公众眼里，张敬礼出庭受审最吸引人眼球的不是指使他人寄出1300余封信诬告局长，企图爬上局长正位的丑行，而是其通过出售编著的书籍非法获利1600 余万元的“ 雅腐” 之举。因为，他任职期间受贿的117 万余元， 与如此巨额的“出书收入” 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张敬礼出任国家药监局长后出的书就有《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寿世补元》堪称天价书——每本定价566元！

张敬礼出的书不仅定价惊人，而且其销售手段更是别具一格。检方认定，2006 年至2009 年间，张敬礼先后在为天津某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后，于2009 年底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一书350 套，价值19.81 万元。2008 年年底至2010 年5 月间，张敬礼承诺为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投资筹建疫苗厂提供帮助，张一手办事，一手向该公司售出《寿世补元》500 套，价值28.3 万元。2009 年间，张敬礼为北京某公司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提供帮助，并于2009 年底至2010 年初，向该公司出售《寿世补元》550 套，价值31.13万元。

“枪手捉刀”，名利双收的王纪平。与张敬礼搞“权文交易”、出售天价书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张敬礼在落马前还有个“笔耕不辍”的名声，而王纪平则是一字不写，全靠“枪手”捉刀代劳。他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期间， 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巨额稿酬源源不断地进了王纪平的腰包，成了名利双收的“厅官作家”。王纪平搞“雅腐”的手段相当高明，不但一字不写可以出书，“著作等身”成了他的一大政绩。而且还能一课不上，请人代学代考取得北京财贸学院大学文凭，56 岁时成为中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并获工学硕士（工商管理） 学位。又捞得个“学习型官员”的美名。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纪平在产品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以权谋私，涉嫌贪污1047 万元、受贿435万元被提起公诉。

“ 一人得道”，全家出书的王月喜。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在任职期间，对出书情有独钟。每有新书问世，便让下属“上门直销”，一手交款一手拿书。他还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零售发票”，以向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王月喜不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书籍，并用公款帮亲友编著16 种图书共计8 万册，并出售女儿的非法图书1.27 万册，从中获利43.32 万元。难怪当地百姓说王月喜是一人得道，全家牟利发大财。“ 别出心裁”， 拉赞助出书的高勇。通过出书来“曲线受贿”，挖空心思，最别出心裁的要数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他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以出书为名，公开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先后有23 家单位“赞助”高勇数百万元。赞助单位的全部或部分款项， 都是以“支持高勇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而公开支出的。高勇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强买强卖”， 以书索贿的李大伦。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曾因甩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雷语”而闻名遐迩。李大伦爱好文学，善文，喜作诗，当地人称“官作家”。在郴州为官七年，出过诗集、写过小说，加之又是湖南省作协成员，出过许多廉政散文和诗歌。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他利用权势，强买强卖，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而另一名贪官，原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则以组织名义，不遗余力地为其推销“书法精品”。几年下来，李大伦“挣”了3000多万元，堪称“雅腐巨贪”。

“沽名钓誉”，头顶桂冠的王益。2010 年4 月，被判死缓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身为副部级金融高官，却不务正业， 沽名钓誉。虽然没有“官作家”头衔，也没出过书，但他头上却有一顶“天才音乐家”的桂冠。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副部级金融高管虽然不识五线谱，却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甚至曾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2006 年至2008 年，《神州颂》在全国巡回演出50多场，王益一度成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有关部门事后查明，这位所谓的“天才音乐家”只不过是花了大笔公款赞助有关部门，让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操刀而创作了一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神州颂》。有的企业为了讨好王益，以便得到他的支持，往往一下了买下数百张票免费送给员工去看。

官员爱出书的特点与危害

官员通过出书敛财而图名得利这种“曲线受贿”的“雅腐”现象目前仍处于腐败与非腐败的“模糊地带”，不少地方的官员出书热乱象丛生状况具有几个方面的共性特点：

公款买书号出书。尽管书号价格不菲， 动辄几万元， 甚至于十多万元，但是对于那些想出书的党政干部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花公款买就是了，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变通”的办法动用公款， 大多是打在“ 三公消费”当中报销了。有买就有卖，有买有卖就形成了市场。方兴未艾的官员出书热正好为一些出版社和出版商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生财之道。出版社内部称官员出的书叫“干部书”。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要你官员肯花钱愿买，出版社的书号是永远不会脱销的。有些出版社甚至对员工下达“干部书”创收任务，谁拉到一个官员来买书号，根据书号费的进账数额发放奖金。还有些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设立书号销售代理机构，招聘代理商， 为官员出书提供所谓“一站式服务”。可以说，“雅腐升级版”——官员出书热的不断升温，出版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东拼西凑写书。书号是买得到的东西，写什么呢？有的写论文、有的写杂文、有的写诗词，东拼西凑什么体裁都有，至于质量如何都不重要。笔者认识一位县委书记，对于出书情有独钟， 在职期间已经出了十多本书。从诗词出到散文，后来连自己平时的讲话稿也编成书，最后实在没有东西出了，就把自己的所谓“书法”也出成集子。看看这些书的内容，诗词多为顺口溜， 散文是随心所欲的“大杂烩”，“书法”是实在不敢恭维的“鬼画符”。如果在职官员真是学有专长，或者在文学等方面有造诣，够得上著书立说的水平，那么他出书自然不是问题。据报道，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许多担任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一支引人注目的官员写作队伍。有些在职官员周一到周五都在忙单位上的事情，周末两天成为作家。走红书市的官场小说《乌纱》的作者汪宛夫是浙江省一位有着二十余年丰富工作经验的纪委干部，汪宛夫见缝插针地在纸片、餐巾纸、名片上写下一条又一条感悟，最后集成数十万字的书。《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小桥老树”并非专业作家，而是重庆永川的一位副局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以190 万元的版税位列2010 年作家富豪榜第22 位。七次再版的畅销书《芝麻官悟语》作者王敬瑞，是现任山西省阳泉市副市长，是一位老资历的副市长。这本书主要是他在区（县）任职时的所感所悟。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序言中说：“这本书有点稀奇，因为这是一个最没有条件写书的人，在一种最不适合写书的环境中硬挤出的。”其实，官员出书现象古已有之，而且还相当普遍，古代官员亦留下不少著作，但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文人，其次才是官员，至今他们的文化声望大于政绩。像孔子就当过鲁国的中都宰、司寇，西汉的司马相如虽然前半生接近职业文人，后来仍然进了官场。

运用权力销书。书出了是要卖的，那些东拼西凑写出来的书到底卖给谁呢？这个问题一点不用担心，运用用权力就可以彻底解决销书的问题。那些喜欢出书的手握实权的头头脑脑只愁书出不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卖难”的现象。可悲的是买书者将书“买”回去，或扔在角落里蒙尘，或当作废品处理了。淮北有个县级市官员出书形成风潮，用手中权力的影响力将书摊派给乡镇和市直单位，害得这些乡镇和单位每年都将成捆成堆的“干部书”原封不动地当废纸卖到废品收购站。

别有用心买书。纵观“干部书”的销路问题，除了凭权力强买强卖之外，不惜花重金主动上门“买”书者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有想拿到黄金地段低价地皮的房地产开发商，有一心往上爬、害怕花钱买官遭拒的买官者。雅腐官员出的书正好成了这些别有用心者的“敲门砖”。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出的两本书，强买强卖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被人主动上门用高价买走的。据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下子就买了李大伦10 万元书，并且肉麻地说，书记的书是一字值千金，我买了后会大大升值！其实，这些人从雅腐官员手中买的不是书，而是无所不能的权力。这些花大钱主动上门的“买”书人实现了变相行贿的目的。

行政命令发书。在出书敛财的雅腐官员中，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的销书模式最高明、最有创意。他不仅一字不写，全靠“枪手”捉刀代劳，书出来后让局办公室对下发个通知， 由他亲自签发， 将署他名出版的《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四本书列为地税干部必读教科书，作为“政治任务”，由单位用公款买下来后直接发到每个地税系统人员手中，人手一册，有的书还再版多次。

其实，现实生活中，动用行政权力让下属单位用公款买下某某官员的书以后，直接发到基层组织，作为所谓“学习辅导读物”或“参考资料”的现象较为普遍， 形成了一条由官员、“枪手”、出版社组成的官员出书产业链。

官员爱出书的成因与治本之策

从一些地方官员出书热的成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综合因素助推而成。

一、政绩因素逼出官员出书热。如今有不少地方党政干部认为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水平，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政绩，不出书就难以提拔。笔者有位当县委书记的朋友私下坦

言，按照他自己的水平是不具备著书立说条件的，但眼看有些同事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甚至于还不如自己，但因出书而成了“学习型官员”，得到上级的赏识，被纷纷提拔上去，出书成了政绩，有个同事三年当中提拔了两次。于是，他也动起了出书的念头，便安排“秘书班子”为自己写署名文章，包括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学习体会之类，在当地报刊上刊登，待文章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便联系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年中出了三本书。他告诉我出书是被形势“逼”出来的。

二、合法因素促成官员出书热。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无疑，官员作为社会精英，如果在某方面有一定研究，有独到见解，能把自己在实践中的宝贵经

验和深刻体会写成书出版是合法的。但那些不是写书料的官员，出于名利目的，利用合法因素出书，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就是“雅腐”。由于出书这类“雅腐”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法律风险比较小，犯罪成本较低。从某种意义上说，“合法性”也是促成官员出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深入剖析官员出书背后的腐败利益链条可以发现，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的时候，人性的贪欲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寻租空间。

三、名利因素诱导官员出书热。有些搞“ 雅腐” 的官员认为通过出书，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 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此外，除了

可观的腐败收益， 官员们热衷“ 雅腐”的另一个动机是谋求学识渊博的好名声。他们意欲以出书立传来告诉世人，自己不仅是一个雄韬伟略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一些官员想借出书捞取政治资本。个别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敛财则是众所周知的利益所在。通过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

四、隐蔽因素助长官员出书热。官员出书搞“雅腐”具有隐蔽性。公开受贿贪污，目标太大，账面上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弄不好要吃官司、进班房。如以出书的名义，就要隐蔽得多。一方面美其名曰，是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为合法所得：另一方面，是愿卖愿买，两厢情愿。例如，单位以培训、教育之名目，买书赠送员工，较之直接送钱送物的“公贿”要安全得多。不仅买书的人冠冕堂皇，列支理由也可以理直气壮，不是说现在都在建立“学习型”组织吗？这样玩起“曲线行贿”的手段，使得贪腐起来更加隐蔽。只要你是高官，其著作也就是生产力了。总而言之，官员出书可以名利双收且安全，是导致官员出书热高不退的主要诱导因素。

五、制度因素加剧官员出书热。可以说，官场“雅腐”裂变的速度超乎公众的想象，生活有多丰富，官员腐败的形式就有多丰富。究其因，在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还不够科学完备，各种监督还不够严密有效，相关问责体制尚不健全，以至于官员所掌握的公权力总是能轻易地被滥用、私用。“雅腐”案频出，凸显制度化反腐的紧迫性。好在纪检部门已经对种种相对隐蔽的“雅腐”行为有了一定的认知，已经有专家建议将官员出书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对官员的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进行严格的登记审批。

当然，对官员出书，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没有必要“ 一刀切”。应该从国家层面立法，对各级官员出书进行明确的规定，一方面禁止官员以权谋利， 以官谋文， 滥用权力， 加大对官员违纪出书的惩戒力度；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官员正常出书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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