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灶新的落马与一般的腐败标本并无二致：

他曾是一个坐拥不小权力的“县太爷”，但是面对一夜骤富的房产商，心理上的落差推着他上演了一场官商勾结、以权套现的经典剧目；他有一个“贪内助”，在丈夫“江边湿鞋”的过程中扮演着里应外合、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他有一个纨绔儿，爱子心切的父亲为了收拾儿子凌乱的脚步而一再泛起贪念，无边的溺爱最终演化为致命的溺害。

对于原清远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阮灶新来说，他的悲剧在于，犯罪以来布设的每一着棋都看似谨慎有余、万无一失，实际上却是作茧自缚、徒劳无功。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办案组在与被调查者的追逐中斗智斗勇，顺着蛛丝马迹敲开了阮灶新自己织就的“茧”，并成功地请君入瓮。

几经周折兜转，斗得筋疲力尽的阮灶新在确凿的证据与口供面前轻叹了一句“终于解脱了”。将牢狱之苦视作解脱彼岸，这对于一个从“穷小子”默默奋斗到如斯地位的党员干部来说，有多少讽刺，又有多少唏嘘。

欲盖弥彰：百谋千计难掩贪行

2010年9月底，一个案子刚刚移交，另一个案子又接踵而至。这次办案组手里拿到的举报信将矛头指向了一位地厅级高官，当时清远市的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阮灶新。

在这封实名举报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愤慨。举报人反映，阮灶新任清远市清新县县长、县委书记、清城区区委书记期间，将大量市政工程承包给关系户刘某贤，低价出让了700多亩土地给他，并将清城区最有价值的来来商场便宜让给了刘，给其抵顶工程款；并利用儿子结婚、干部提拔、兴建住房、家人受邀旅游等方式收受钱财，还权色交易，包养多位情妇等。

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省委副书记、时任省纪委书记朱明国亲自督办，多次下令彻查严惩。在前期摸查中，办案组发现阮灶新及其妻子邓某孟、儿子阮某亮的资产与其收入状况存在明显出入。特别是阮某亮，从2007年参加工作，共计领取工资40.6万元，但是目前调查发现其名下资产已达800多万。最为蹊跷的是，办案人员在调查阮某亮的购房资料时，发现他广州住房的购房款并非由其本人或家人转账支付，而是历经多次转账，而且支付银行都是小银行,有的账户专为转账而设，洗钱的嫌疑昭然若揭。其中一份关键性证据是一张80万元购房款汇款单，由于该单人工填写，字迹模糊，银行经多次查证均不能确认，办案组于是兵分两路，一方面在银行职员配合下继续寻找线索，一方面到当地工商部门查找类似名称的企业，最终成功查出该汇款单的户主，并通过调取其流水资料获取了关键信息。对于另外一张同样重要的证据——200万元汇款单也是历经辗转，但办案组顺藤摸瓜，锲而不舍，最终透过这两份书证锁定了两个与清远有关的房地产开发商：深圳市龙岗区某软胶制品厂厂长李某清与广州市某投资有限公司老板范某贤。

对于李某清和范某贤来说，与阮灶新的交好多少有点“被动”。

2007年，当时38岁的李某清还只是一家软胶制品厂的厂长，他正谋划着与刘某艺在清远市清新县投资开办铜箔厂。因为风险较大，李某清担心在建厂过程中遇到很多麻烦，他找到了一个疏通关系的能人——亲戚刘某平。当时，刘某平提出让李某清将80万元转账汇到一个账户上。李某清并未多想，算计着反正以后办厂遇到麻烦时，肯定还要找他帮忙解决，于是李某清二话没说，马上让公司财务着手汇款。

事实上，李某清当时了解到，这80万元是给一个叫阮灶新的领导买房子用的。时隔一周，刘某平又将这80万元转回李某清。至此之后，李某清并无在意。但现在看来，“知法犯法”的李某清显然已对自己的“帮凶”角色深感后悔。

另一边厢，范某贤之所以出资200万给阮某亮买房，多为碍于一种“工作关系”、“亲戚关系”。范某贤是邓某孟的远房亲戚，私底下唤后者为“表姐”。2007年，范某贤当选为工商联会长。时任政协常务副主席、统战部长阮灶新在广州学习时打电话给范某贤，让其推荐几个楼盘给即将结婚的儿子。由于与广州某楼盘的老板梁某相熟，因此范某贤将这一楼盘推荐给阮。当时阮还专门向范某贤提出，要在买楼资金上给予支持。迫于两者关系，范某贤满口应承。随后，邓某孟与儿子一起去看房，相中了一套140多平方的精装样板房，“表姐”打电话给范，请他找人打折。但由于当时该楼盘准备升价，梁某只同意打98折，邓某孟显然有些不满。2007年10—12月间，阮某亮多次找到范，先是让其帮忙向梁某提出延期付款，后来终于袒露了索款付钱的意图。阮某亮告诉范，他已付首期100万元，剩下的200万元房款让其帮忙出。范听后不无疑虑，但因为之前答应过阮灶新，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并由双方共同导演了一场多次转账、欲盖弥彰的戏码。尽管收受钱款的手段隐蔽诡秘，但正是犯罪嫌疑人试图浑水摸鱼的转账手段成为其作茧自缚的铁证。

听闻风声，内心慌乱的阮灶新在办案组约谈之前曾找到范某贤补签一份“假借条”，并怂恿其串供。

自此，阮灶新的贪行已呼之欲出。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前期摸查中掌握到的几份关键书证足以使办案组实现“零口供”定罪的底线，这不但增强了办案组的信心，更成为随后谈话中突破涉案人精神防线的重要“武器”。

官商勾结：联手夺利千万入袋

阮灶新的落马带有很多从基层做起的贪官的特点——因为艳羡私企老板的奢侈享受，禁不住利益的蛊惑，他们的腐败轨迹常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曲线相重合。1988年，清远建市之初，发展相对较慢；2002年后，清远市迎来了经济崛起的难得机会。从1988年到2007年，作为清远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清城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1735万元大幅跃升至4亿元，增长了22倍，而固定资产投资更从0.77亿元增加到161医院，增长了208倍。在清城区房地产业逐渐成为该地国民经济三大重要支柱之一的背景下，阮灶新曾因房地产开发违规用地问题受到查处，但这一经历并未伤其分毫，相反自此以后他还平步青云。

随着查办案件的层层推进，他们发现阮灶新竟与近50名企业老板有利益关系，范某贤与刘某贤即是其中的代表。

在媒体的笔端下，范某贤是一个“敢与李嘉诚抢市场”“30多年没做过一单亏本买卖”的民营企业家。胆识过人之外，范某贤还于2008年成立了贤助学奖学敬老慈善基金会。但就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之人，最终却被绑在贪腐同盟的船上，一手创下的富厚家业也面临危机。

范某贤曾坦言，自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2009年下半年，“表姐”打电话给范某贤让他提供30万元的购买车位费。虽然当时范某贤发火挂了电话，但出于压力还是无奈就范。当阮灶新到处借钱，妄图疏通关系、逃避制裁时，内心抗拒、认为这“等于抢钱一样”的范某贤还是将一个装有10万美金的大信封递给了他的儿子。

与范某贤不同，阮灶新的干儿子，“光头仔”刘某贤则高调地多，也主动得多。

1999年6月15日，是刘某贤花地湾酒家开张的大日子。就在这一天，刘某贤经同学介绍，认识了时任清新县县长的阮灶新。三个月后，刘某贤受邀以招商引资对象的身份回到清新考察，他将投资木材厂的想法了告诉了阮灶新，两人一拍即合。在阮灶新的指示下，刘某贤以60元1平方的“优惠”价格从该县购得65亩土地。2000年8月，刘某贤建成了10000多平方米的临时厂房以及8层楼的办公楼，这个项目也随之成为阮灶新招商引资的政绩，两人的私人关系也渐渐建立起来。曾在大学任教的刘某贤，开始逐步介入阮灶新的交际圈，吃饭、打牌、唱歌都能看见两人搭肩热聊的身影。

2001年末发生的一件事情，令阮灶新与刘某贤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在刘某贤突发急性胰腺炎的危急关头，阮灶新帮忙联系了广州一家医院，使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阮灶新认为，自此之后刘将更加依赖并信任他。于是，阮利用手中权力操纵，安排建设局的亲信通过设置条件，制造围标等一系列方式确保刘公司入围，并中标了清城区的5项市政工程。两人还密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事成后按每单工程利润的40%给阮灶新，这比当时清远市工程领域5%—10%的“潜规则”高出数倍。就在2002—2007年间，时任清城区区委书记的阮灶新通过这种方式鲸吞了1350万元。再加上刘某贤给阮灶新情妇的20万元购房款与生活费，给他亲戚开办网络公司的68万元以及在打麻将、唱歌等消费过程中给的100多万现金，单单一个开发商输送给阮灶新的利益就高达1500多万。

事实上，两人的合作也曾出现罅隙。2006年春节后，刘某贤曾多次与阮灶新提及清城区政府欠下他的工程款6000多万一事。由于当时农民的征地拆迁出现问题，政府欠下的工程款一时难还。刘某贤曾对阮灶新说，“老板，如果你下半年换届调离，那我不知找谁要钱。”其实刘某贤还有另一层的担心，那就是国家国土资源部在调查清远市违规用地时将阮灶新列入了调查处理对象，很可能被撤职处理。就在慌乱之时，阮灶新想到了当时正在处理的国有资产“来来商场”。由于原承包租赁的澳门商人不愿购买，而当地政府又不愿接受他们租赁时的超低租金，最后政府决定拍卖“来来商场”。于是阮灶新动员刘某贤以“来来商场”抵顶工程款，刘某贤提出它的卖价不能超过4000万，否则他不会考虑。经评估，“来来商场”的拍卖价为5000多万，超过了刘某贤的心理预期。在阮灶新的“运作”下，该项目因两次流拍而降价至3980万元，被刘某贤以低于评估价1200多元轻松购得。刘某贤还以工程款抵顶拍卖款的形式倒欠城区政府300多万拍卖款，并长期拖欠。

从第一次收受刘某贤的“感谢费”开始，阮灶新就刻意利用各种手段规避调查，致使这笔涉案巨款隐秘难查。一方面，刘某贤以虚大材料费的形式通过公司财务多给材料供应商一部分资金，结算后再由材料供应商以现金形式返还；另一方面，阮灶新利用其妻弟邓某峰在银行工作的便利，以其亲属的名义开设多个账户，再让刘某贤将现金分多笔款项送给他本人或者存入他指定的账户。

正是因为两者经济往来频密，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当阮灶新被调查的消息不胫而走，刘某贤便闻风丧胆，迅速逃至黑龙江。对于省纪委的办案人员来说，前期的精细摸查以及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已经完全可以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了，但办案人员依然坚持善始善终的工作原则，在自身的不懈努力与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下，2011年6月19日，重要涉案人刘某贤被送抵清远市工作点，并于次日凌晨将1300多万的违法事实基本交代清楚。

情感攻心：设局斗智请君入瓮

在太极拳中，高手自能顺势借力，周旋自如，通过圆转走化控制对方，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化强敌于无形之中。这种借巧力而为的柔软之术，实际上也是这起案件查办过程中的一笔亮色。

邓某孟，泼辣、大胆，作为阮灶新背后名副其实的“贪内助”，被举报人称为“地下的组织部长”。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都能寻见她幕后操纵，染指利益的身影。因此，当2011年5月6日阮灶新被“两规”后，掖着太多秘密的邓某孟开始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由于担心办案人员将其子阮某亮移送司法机关，她一直嘴硬而不肯多说，更不让办案人员与阮某亮接触谈话。

怎么办？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办案人员决定采用“情感攻心”的谈话策略，充分尊重阮及其家人的尊严，使其心服口服。当时，办案组约请邓某孟到清远市纪委进行谈话，并吩咐当地纪委的两名同志态度放软，先从家长里短入手开聊，不急着去触碰阮灶新的犯罪问题，对邓某孟提出的要求尽可能满足。尽管心怀疑惑，但是这两位负责谈话的同志还是满口答应了。刚开始，狡猾的邓某孟总是以“头晕、不舒服”为由迟到，耍点小情绪。这两名同志便关切询问，并带她到医院看病，不离左右。在轻松而舒适的聊天氛围中，邓某孟渐渐地放松了警惕，并对谈话人员说：“我以为你们会骂我呢，没想到这么好说话”。实际上，只有办案组的核心人员才深谙，他们正在遣用的这招“攻心计”旨在瓦解对方的敌意防备。于是，从迟迟不见到准时出现，从不愿多谈到主动交代，邓某孟的态度也在一点点地软化。而这一切变化，都在办案组的计划之中。

到了谈话第5天，谈话人员提出让邓某孟带阮某亮过来循例问话。虽然阮某亮仍心有芥蒂，但是吃了几天“甜头”的邓某孟却扮起了劝解者的角色，主动对儿子说：“他们（办案人员）很好的，不会为难你，你放心去吧。”第二天，邓某孟与阮某亮提前了10分钟，于8点50分来到清远市纪委的楼下，却迟迟不敢上去。邓某孟还是担心，办案组会临时“使诈”，派人过来抓自己的儿子，于是选择在远处观望。当天办案组也做了两手准备，将小组分了两拨人，第一拨由那两名谈话人员组成，在大楼门口等，而另外一些办案人员则坐在大楼外的车上静候变化。9点20分，两名谈话人员开始上楼，邓某孟与阮某亮见状放下了悬着的心，随即跟了上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待两名涉案人员上楼之后，第二拨办案人员也在15分钟后有所行动，随即将阮某亮带走审问。

然而，在阮某亮的供词中，并没有明确交代阮灶新真实的财产来源，他只是告诉办案人员他购房买车创业结婚的钱“都是父母弄来的”。但是具体怎么弄来的，阮某亮却表示并不知情。于是，办案人员想到了另一出“攻心计”——让儿子逼母亲交代实情。

当车辆载着阮某亮驶离“两规点”时，刚好经过了清远市监狱。这时办案人员轻声对阮某亮说：“如果你和你母亲坦白交代，我们将考虑到你的妻子刚刚怀孕需要照顾，争取将你在端午节前放出去，否则你就要在这里度过了。”

办案人员的话语无疑正中其下怀。当母子再次相见，并被一同带入谈话室时，心急如焚的阮某亮顿时“倒戈相向”，上演了一幕“劝母招供”的好戏。面对欲言又止，决意将欺瞒进行到底的邓某孟，阮某亮步步逼问：“妈，你想清楚，那些叔叔究竟给了我们多少钱？为什么给我们钱，不就是看中了爸爸的权力吗？”在儿子面前，邓某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全盘招供。

对于在一墙之外听着录音的办案人员来说，这一幕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当通知邓某孟接阮某亮回家过年时，邓某孟连连说道：“真没想到能与儿子一起过端午节。”

正是因为巧妙运用了邓某孟与阮某亮这两颗棋子，办案组不费吹灰之力便设计入局，请君入瓮，调查取证工作也变得更加顺利。而这两颗棋子，实际上也左右着阮灶新的满盘皆输。阮灶新曾在监守所中坦陈，如果不是因为邓某孟，自己可能不会走到如斯地步，颇有几分“祸起红颜”的味道。而阮灶新的贪腐轨迹，从某种程度上是从其儿子出国读书开始写起。在阮灶新三番几次向房地产商摊手要钱时，都是以其子先后在北京、广州娶妻买房，投资创业为理由，“护子之心”可见一斑。除了李某清与范某贤为阮某亮垫付购房款，清远市“好运餐厅”的老板李某峰还为他购车支付12.98万，阮灶新在被捕不久前还将清远平安房地产公司刘某平给他的30万元交予其子，以备后用。

样本剖析：利令智昏沦为囚徒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从邮电局报务员，到公社党委书记，再到清新县与清城区的“一把手”，阮灶新的政治生涯由低处起步，从薄祚寒门到庙堂之高，尤为不易。2006年，阮灶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清城区作为清远经济发展最快的县（市、区）之一，有能力也有责任成为清远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从经济发展的业绩来看，阮灶新确实做到了。在他担任清新县与清城区“一把手”期间，当地的经济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社会发展都“换上新颜”。与他熟识共事的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他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实干精神的官员。

但就是这样一个“能吏”，最终却因为收受他人贿赂约合人民币1750万元，收受红包礼金393万元，生活作风腐化等违纪违法问题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所涉嫌的犯罪问题也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腾达宦途毁于一旦。

阮灶新案的典型性就在于——他曾任职的几个岗位，包括县委书记与政协领导，近年来都被视为腐败的高危领域。尤其是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潮期，一方面对县委书记的统筹驾驭能力要求较高，另一方面对其制约监督也相对较软。因此，身处“位高权重”，工作弹性较大的“县太爷”一职，稍有思想放松、自律不严，心怀侥幸，便会滑向腐败的深渊。

随后升至政协常务副主席、统战部长的阮灶新，挟着一直以来的贪腐冲动，通过推荐政协委员继续为他人和自己牟利。面对近几年来政协系统腐败案件频发的现象，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曾在大会上强调,“个别委员社会形象不好、口碑很差，有些单位只认钱多，只认名声大，不看品德，往往有些委员严重违纪违法，人还没到政协就带来了案件，就带来纪委、监察、检察院、公安部门查案人员上门找人。”因此，在政协换届中严格把关，避免“带病升迁”现象，至为关键。

实际上，每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贪官都是一个值得反复切割的研究样本，而面对每一个样本，办案人员都自有一套精准狙击的妙谋巧计。即使涉案人员曾试过逃之夭夭、伪造证据、买通关系、建立攻守联盟，但在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下，一切都无所遁形。在委厅领导“缩短办案周期、不影响地方稳定、快查快审快移交”的“短平快”指导思想下，办案人员在近十个月时间内安全利落不拖沓地快速结案，突破了传统框架，创新了办案模式，无论是秘密追查、证据围城，还是情感攻心、请君入瓮，都显示出与对敌相斗的睿智头脑与强大内心。

当阮灶新坐在审问室中呼出一句“终于解脱”时，这既是感慨于自己“机关算尽终成空”，又何尝不是对办案组深表折服的无奈流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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