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城县清湖都（今广州增城区永宁街）的天蚕岭一带，长眠着一位在广东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学者——湛若水。古墓傍山而立，庄严肃穆，墓壁两侧题写有“山斗八座，真儒千载”和“九十五年，全归不朽”之刻铭，无声地述说着这位明朝大儒从政、治学的辉煌一生。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为明代岭南心学开篇者、广东大儒陈献章（世称陈白沙）的衣钵传人。他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相交甚笃，二人曾共执明代中叶理学界之牛耳，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在弘扬岭南心学的同时，湛若水终身致力于讲学授课，在五岭南北广设书院近四十所，培育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与仕途不顺、长期居家讲学的陈献章不同的是，湛若水自40岁步入仕途，至75岁告老还乡，曾历任南京礼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官至正二品。他崇尚清廉简朴，坚持儒家德治与仁政主张，提出了许多顺应时代、注重民生的举措，并对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陋习及时予以纠正，对当时贪欲横流的朝野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他在晚年曾三次请求退休还乡，嘉靖皇帝亲自批示予以挽留。在他去世之后，朝廷给予了“慎以终始，完节全名”的高度评价。
作为广东乃至全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影响力颇大的思想家，湛若水的学术成就亟待进一步挖掘、宣传，而他在教育与从政经历中所倡导的清廉理念，至今仍垂范后世，尤其发人深省。
谢绝馈赠树立公平
明朝成化二年（1466），湛若水出生在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增城区新塘）沙贝村的一户普通农家。据《增城县志》记载，湛若水从小性格稳重端庄，年少时家庭遭遇变故，父亲早丧，他由母亲陈氏抚养成长，十四岁才开始入学，十六岁到广州读书。
弘治五年（1492），26岁的湛若水顺利通过乡试中举，可惜次年会试不第。这时，他没有选择继续备考，而是前往江门，从学于“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逝世前，将其讲学的场所——江门钓台赠予湛若水，视其为自己学术思想的衣钵传人。弘治十三年（1500），陈献章去世，湛若水执礼守墓长达三年。
弘治十八年（1505），临近不惑之年的湛若水在母亲的劝说下再次参加会试并高中进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历任翰林院编修、经筳讲官、侍读等职，参与编史、著述、收藏书籍，以及为皇帝讲授儒家经典等工作。在此期间，湛若水接连写下《初入朝豫戒游逸疏》《再论圣学疏》《讲后疏》等章疏，劝诫皇帝要“戒游逸”“勤政亲贤”，施行仁政，凭借“诚”之精神克服“私欲”，以图太平之业。
正德七年（1512），湛若水受朝廷指派，出使安南国（今越南），执行册封安南王的任务。临别时，安南国王以金币等礼物私下相赠，湛若水婉言谢绝，并作《辞安南国赠物对》一文作为回复。在文中，他说道：“赠送金银财物给他人，不如赠送箴言鼓励。国王既已赠言，又何须另外馈赠金物？”他至公无私的事迹一时间传为佳话，深得人心。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代教育管理机构的最高长官。他认为大学作为“贤关之地”，必须严明学规，进一步完善国子监管理制度。在《申明学规疏》（类似于今日改进大学教学管理意见）中，他特意陈述“六事”，对当时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端予以整治。
如在“示大公以孚生徒”一条中，湛若水指出，有学生因贫富差距而遭遇了区别对待，其中“有势力者”往往能获得优先选择的权利。因此，他提倡要树立公平公正的办学原则，不许徇私舞弊，应以“大公之法”，一视同仁地教育学生。
文中还有一条“署材长以备器使”，即针对国子监在职人员建立一定的考核制度，对德行道艺俱佳之才进行举荐，对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之人则要进行惩罚，从而达到“贤材自兴，善政自举，风俗日淳”的效果。
身体力行杜绝奢靡
明朝嘉靖年间，朝政逐步腐败，皇戚贵族、官府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湛若水又在《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等文章中，重申儒家“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等观点。具体说来，就是采取“平物价”“轻赋税”以及鼓励民间贸易等措施，重视生产，并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南京作为留都，也保留了一套行政体系。嘉靖七年（1528）至嘉靖十八年（1539），湛若水先后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任兵部尚书期间，年事已高的他仍亲自骑马巡城，检阅水兵操练。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当地侈靡旧俗盛行，子弟因为追求奢侈生活导致损家败业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湛若水提出“明礼法，以杜侈靡”“谨酒戒，以保身家”等观点，从法律层面遏制奢靡行为（《初任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告示》）。
在生活上，湛若水身体力行简朴之道。在《治官舍后小圃种蔬大吟》一诗中，他描述了在自家菜园里栽种蔬菜、自给自足的情形。他以菜园土地的纵横整饬，比作自己的内心，“周正无斜攲”。同时，他还将农事视为天下太平的根基，鼓励士大夫要多从事劳动，亲身体验耕作的艰辛；举箸用餐时，要想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把百姓的饥寒流离放在心里，避免糟蹋粮食。
在《送太守朱君之任肇庆序》中，他又借包拯“不持一砚归”的典故，指出官员清廉对社会民生的重要性：“夫清，德之源也，政之本也。”湛若水认为，官员只有保持自身的清廉方正，方能处理好司法、财政、军事等领域的治理问题，做到平息民争，宽裕民生，消除民患。有人提出质疑，小小一方砚台如何关乎政治得失？湛若水回答道：唯有从“一砚不取”这样的小事做起，才能守住底线，对于不义之财，无论价值几何，都不动丝毫邪念。
当时，南京民间朝拜、迷信风气也十分浓重，每逢节日焚烧纸钱、铺张浪费现象十分严重。湛若水力戒侈靡之风，号召勤俭节约，他认为与其将钱财过度耗费在祭奠逝者的仪式上，不如更多地投入到现实生活的需求中。对于城内聚众烧香、迷惑百姓的刘公庙等场所，湛若水不惧阻力，拆毁寺庙，“沉神像于江，毁淫祠而破滥祀”（《广州府志》），又制定了相关的丧葬法令，让贫苦百姓也有归葬之地。
不计得失广设书院
为官之余，湛若水的讲学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平生笃志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退休后，他更是奔波于全国各地积极讲学著述，并先后在扬州、衡山和广东的西樵、罗浮、广州、增城等地修建书院近四十所（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
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岭南书院不仅发展速度惊人，书院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更培养了不少名宦学者，为岭南地区民间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湛若水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兴建书院和传道授业，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传承陈献章一派的治学精神，“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以此表达对恩师的怀念与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深感明朝中起的种种弊病，归根到底源于“纪纲不立，善恶未明”，必须从根源上着手，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才能移风易俗、振兴国运。
《广东新语》称湛若水官至上卿，衣食用度却很朴素。然而在兴办学院时，他却毫不吝惜，将薪俸收入用于修建学校、建置“学田”（古代学校所拥有的土地，以租佃给农民耕种获取地租来供给书院用费），以及周济穷苦学生。在南香山修建莲洞书馆时，他更是不计得失，为此倾尽“一二十年俸入”也在所不惜（《湛甘泉文集》）。
湛若水还为他创立的书院撰写了管理规则《大科训规》，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和管理日常生活。他告诫学生，治学须先立志。一个人在开始学习前，首先要明确求学的志向为何，如同修筑房屋必先巩固其根本基础。
早年在江门求学期间，陈献章曾教育湛若水放下功名俗念，方能沉潜治学，有所精进。因此，湛若水特别提醒学生，一个人不要被物欲所蒙蔽，切勿将读书仅仅当成“举业之资”，以此谋取爵禄利益，而是应当将读书作为寻求“义理”的途径，然后如同“煎销金银”一般，历经千锤百炼，从中提炼出“大贤之心”，进而学以致用。
同时，他还敦促学生要“习礼明规”，努力进取，克勤防惰。他要求学生随时随地对自身的一举一动保持反省，不断提升学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樵语》）。
嘉靖三十九年（1560），湛若水病逝于广州禺山（今广州越秀），终年95岁，“城内外奔哭者以万计，海内外诸生服丧绖”（《甘泉先生文集》）。嘉靖四十二年（1563）归葬于天蚕岭，数年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谥号“文简”。
明代学者罗洪先曾评价湛若水“其洒落似濂溪（周敦颐），其温雅似明道（程颢），其气魄似阳明（王阳明），其自得似白沙（陈献章）。”湛若水是矢志探求“天理”的学者，也是心中常存人民的廉吏。朝堂之上，他力尽职责，订立规制，引导朝野戒除时弊；书院之中，他如春蚕吐丝般苦心劝学，循循善诱，为传道授业鞠躬尽瘁。湛若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精神财富，其高风亮节、清廉自爱的品德，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回味。
【评说湛若水】
增城有幸，于宋明两朝先后出现了两位青史留名的贤人，既是名臣也为硕儒。前一个是崔与之，后一个是湛若水。
在名臣与硕儒的“平衡”上，湛若水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在广东本土，他是白沙先生的衣钵传人，但修正和发展了老师的学说，形成了另一个被称为湛学的学派，所以《明儒学案》在“江门学案”之外另辟“甘泉学案”，《广东新语》紧随“白沙之学”另辟“甘泉之学”。放眼全国，湛若水则可与“心学圣人”王阳明齐名比肩。用黄宗羲的概括：“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湛若水生活在明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朝臣，目睹朝政的腐败，对“天下民庶实为邦本”有更深切的认识。他说得很通俗：“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护卫他才得安富尊荣。若非百姓，则城池谁与他守，社稷谁与他保？”借“治官舍后小圃种蔬”，湛若水阐发了他“不熟知时馑，举箸思氓疲”的民瘼意识，得出“始知农圃事，是为太平基”的结论。他这个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的高官能够关怀民生，诚非偶然。宏观政策方面，他提出“分田”“劝农”“平物价”“轻赋税”，力戒奢靡之风；日常生活中廉洁自爱，淡泊名利。屈大均说：“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拜访学界的朋友，湛若水常常骑驴前往，时人因此发出感叹：“其在今日，则万万无舍车而骑者。”因为人们“必以失体诮之矣”，有待遇不享受，根本不像个当官人的做派。
“人民之心即上天之心。”秉承如此理念，湛若水焉能不眼睛向下，又焉能不令后世记怀？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7月1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