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元十九年（803）夏，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发生大旱，大批灾民流离乞讨，饿殍遍地。负责京畿地区治理的京兆尹李实却瞒报灾情，谎称当年粮食丰收，百姓生活安定。
同年岁末，一封《论天旱人饥状》将真相公之于众。文中痛陈灾情之严重，民生之艰难，请求朝廷减免征税。此文的作者、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却因此反遭谗害，降为连州阳山县令。
就在前一年，求仕之路上饱尝挫败的韩愈，三十四岁才在京城谋得第一个正式职位。尔后升任监察御史，在唐代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做了还不到一年即被外放。然而，他屡遭贬谪、磨难重重的仕途才刚刚开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世称“昌黎先生”。在许多人心目中，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辞章巨公、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正师道、弘儒学、从祀孔庙的百代之师。
韩文公祠侧的天水园区内，展现韩愈与潮州“唐宋八贤”之一的赵德告别场景的“韩公别赵子”塑像。张凤珊 摄
其实，他还是一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恪尽职守的正直人臣。在广东阳山、潮州，韩愈勤政恤民、兴师重教的事迹有口皆碑，特别是他任潮州刺史仅半年多时间，却留下了“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访韩文公祠口占》）的吏治佳话。他的生平为我们今天管窥古代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廉政文化的渊薮，提供了一个耐人回味的典型案例。
愈挫愈勇，阳山奋起
贞元二十年（804）春，韩愈冒着风雪，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距离长安四千里外的阳山县就职。
这并非他第一次来到遥远的岭南。韩愈父母早亡，幼年随长兄韩会南谪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不久，韩会病逝于此。而阳山在韶州西南，山川险峻、荒凉闭塞、终年炎瘴的环境，令初来乍到的韩愈深感不适，更加深了他“待罪于斯”的黯淡心境。他在《送区册序》中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因言语不通，他只能“画地为字”与人交流，展开征收租赋等工作。
韩愈像。曾亮超 摄
在最初惊惶、愁闷的心绪渐渐平复之后，他写下《县斋有怀》一诗，回顾了自己科场蹭蹬、怀才不遇的前半生。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韩会去世后，韩愈由寡嫂艰难抚养成人，生活贫苦而颠沛。韩愈“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与凤翔邢尚书书》），早慧的敏感，使得他从小便立志通过发奋读书出人头地。在《上宰相书》《五箴》等作品中，他提到年少时求学心切，每日“鸡鸣而起”“蚤（通‘早’）夜以孜孜”。《进学解》中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正是他自身勤奋用功的写照。
年轻气盛的韩愈满心期待着在考场上“一战而霸”，可惜出师不利。贞元三年至五年（787－789），他三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连续落第，直到第四次入闱才顺利上榜；随后又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均铩羽而归。
韩愈三次上书当朝宰相赵憬，望得其赏识，结果不但杳无音讯，反而惹来“躁进”“汲汲于功名”的非议。“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心灰意冷之余，加之迫于生计，韩愈无奈于795年离开长安，两度入地方节度使幕僚。但他从未放弃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贞元十七年（801），第四次投考终于通过铨选，次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在阳山令任上，尽管韩愈在诗文中时常流露出归隐山林之念，但并未因个人际遇的失意而消极怠政。明代冯大受在《祭韩文公》中有云：“百粤归化，肇自韩年……人诵诗书，家安衽席。横悍渐消，心面咸革。”清代万承风在《谒韩文公祠即次公〈衙斋有怀〉韵并寄王明府》中，将韩愈对阳山的贡献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普及耕作技术，劝课农桑；二是传播中原文明，移风易俗，使得过去“户不闻诗书”的落后山区，呈现出“入耳有弦歌”的文雅之象。
如今，阳山不仅拥有贤令山、韩公祠、韩山书院等众多相关人文遗迹，更存有韩愈手书的“鸢飞鱼跃”摩崖石刻、《远览》诗刻、《千岩表》题字等珍贵文物。这些都是韩愈在阳山致力开化、深受百姓爱戴的鲜活见证。
仗义执言，再遭南贬
韩愈在阳山的积极有为，除了源于百折不挠的个性，更与其鞠躬尽瘁的从政理念密切相关。
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借圬者（泥瓦匠）之口指出，百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惟其所能”，竭力做好本职工作。正如器皿的大小形状不一，是为了各尽其用。若“食焉而怠其事”，光拿俸禄却不作为，则必有灾殃。
在《争臣论》（又名《诤臣论》）里，他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在职五年对朝政国事从不表态，绝非“有道之士”的表现。在他看来，“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身为官员理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如不称职就该被弃用，让位给拥有真才实干且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
后来，在《进学解》中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人才观：为政者宜以公正廉明为标准任贤选能，量才授官，以达到各适其位之目的；在“俱收并蓄”的同时，还要对其“刮垢磨光”，注重后续的培养和造就。
《旧唐书》评价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写《争臣论》时，韩愈尚未出仕，仍是一介布衣书生，却敢于公开著述抨击朝中高官，显示出不惧权贵、仗义执言的非凡胆识。
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有感于当时长安朝野“耻学于师”的陋习，又作《师说》加以批驳，捍卫师道尊严，气壮辞直，如激流出峡，造成极大震动。
事实上，韩愈很早就意识到，“尽言以招人过”（毫不避讳地指责他人过失）可能会惹祸上身，被贬阳山的无妄之灾，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但却并未因此变得“明哲保身”。
韩文公祠。潮州宣传部供图
806年夏回到长安之后，韩愈历任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时有迁降，浮沉不定。他曾因反对宦官包庇东都洛阳的僧道信徒蔑视法纪、胡作非为，与宦官集团结怨；任河南令时，为阻止地方部队暗中蓄养兵力、意图不轨，韩愈又陷入与藩镇势力的斗争之中。
任史馆修撰时，韩愈还曾受命参与编写《顺宗实录》，因据实记录德宗、顺宗在位时期诸多弊政内幕，“忠良奸佞，莫不备书”，最终朝廷多次下令派人“刊正”。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沉迷佛道的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恭迎佛骨舍利于宫内供养，此举引得王公士庶趋之若鹜，长安崇佛风潮盛极一时，甚至有民众为求功德，不惜“废业破产、烧顶灼臂”。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作《论佛骨表》，列举前朝帝王因佞佛而得祸的教训，痛陈迎佛骨之荒谬，甚至呼吁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读后大怒，险些下令处死韩愈，幸得宰相裴度等大臣说情，乃改判潮州刺史。
利居众后，责在人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819年正月，韩愈被迫离开长安赶赴潮州。不久，其家眷也被逐出京城，幼女不幸病夭。在经由蓝关古道翻越秦岭时，遇上大雪，他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冰天雪地、长路漫漫、万里飘零，韩愈深深感受到世事的无常与彻骨的寒意；南下途中，他又在《泷吏》等诗作中描述了涨海连天、毒雾不绝、飓风频繁、鳄鱼出没等景象，时时胆颤心惊。
此时的韩愈已经步入“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出现发白齿落的衰老迹象，他做好了来日无多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他亦不复初至阳山时那般恐慌无措，人格与诗文，皆因惯于风霜而臻于成熟，久经忧患而愈见沉雄。
韩文公祠。潮州宣传部供图
《旧唐书》本传载，当年三月底，韩愈甫到潮州，便四处访农问稼，了解民生疾苦。得知鳄鱼成灾、食民牲畜之后，他于四月在“恶溪”渡口举行仪式，以一纸《祭鳄鱼文》，显示了驱逐鳄患的决心和厚生爱民的思想。
另据潮州《海阳县志》及民间传说，韩愈曾在当地修堤凿渠。但他最为人称颂的，无疑是延师建学、振兴文教之功。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提到，自愿捐出俸禄，“以给学生厨馔（改善伙食）”。
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戣考虑到“州小俸薄”，特别从“送使钱”（接待经费）中，批给韩愈每月五十千的“别给钱”作为生活补贴。韩愈特意献上一篇《潮州谢孔大夫状》婉言谢绝，称身衣口食皆已足用，“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
在韩愈的政令推动及名望感召之下，潮州逐渐文运弘开，礼乐昌隆。据清乾隆年间《潮州府志》，潮州进士及第人数，从唐代寥寥数人增至宋代一百余人。北宋咸平年间，潮州通判陈尧佐主持修建了全国首个韩文公祠，又赠给潮州“海滨邹鲁”的美名，被沿用至今。
从宋代开始，潮州人民便把韩愈驱鳄的“恶溪”改称为“韩江”，他登临过的“东山”（笔架山）则易名为“韩山”。潮州市内现今还有昌黎路及“昌黎旧治”牌坊等文化地标，在历代“潮州八景”中，“韩祠橡木”“鳄渡秋风”等都与韩愈有关。
819年十月底，韩愈获得大赦，移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到任后，继续施行仁政，大举赎放奴婢。820年底返回京师，官至吏部侍郎等职。任京兆尹期间，慑于韩愈当年敢烧佛骨的声威，首都治安井然，物价稳定，六军整肃。（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病逝前两年，韩愈以宣慰史身份，孤身犯险、深入镇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费一兵一卒，平息兵变。这就是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他“勇夺三军之帅”的由来。
韩愈的一生是言说不尽的。他心怀国运苍生，虽以“退之”为字，却一次次在逆境中奋发进取、“行且不息”；他的担当和赤诚未曾在崎岖的命途上消磨殆尽，反而成为他对抗时运多舛的内心火种，在人生的至暗时刻爆发出耀世之光。
不仅如此，“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与其政治生涯当中刺举不法、坚决抗争的勇气相互呼应；而在潮州，他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的清廉品行，正是他在《送穷文》中所言“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的生动体现。
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韩愈的“救世”之梦，初衷是为了“致君尧舜”，服务于封建统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当去芜存菁，取其可贵之处予以弘扬，为今日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氛围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
【评说韩愈】
如果从唐朝及以前的文人中推选一名最富有的，《旧唐书》说了，应该是李邕，所谓“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而紧随其后或与之齐名的，该是韩愈。昌黎先生也是为文“必索润笔”，他的门生刘义对老师有“谀墓”之讥，知道老师为了钱，给认识不认识的人写了太多的墓志铭。
但这充其量只是韩愈的小节，大节比如廉洁问题上他的头脑就很清醒。其《潮州谢孔大夫状》可为一例。孔戣以韩愈“贬授刺史，特加优礼，以州小俸薄，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但韩愈觉得家属还没来，这地方又没什么朋友可招待，自家俸禄已经就够了，孔戣这些钱“实无所用”，关键是：“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这就表明，韩愈对钱虽然看得很重，但对名不正的却看得很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如何杜绝官员的贪腐，世世代代议论不休。要贪的无非是钱财，所以“药方”往往在“俸禄”上打主意。比如明朝宣宗时孔有谅提出过“量增官俸”，以为“重加旌赏”廉洁之士，就可以使“贪者知戒”；英宗时陈泰又提出过“量增禄廪，俾足养廉”，以为厚禄则“贪风自息”。出发点都是要“养廉”，通过“养”来使官员奉公守法。他们的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不难想见，用在韩愈这种修养很高的人身上，大抵可以行得通，但是换了另外一种人，就只能说是理想化。“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怎样的厚禄才能满足如此胃口？
官员廉洁从政，“伸手必被捉”尤其必要；同样必要的，还有如韩愈这样对公私界域的把握。公私之间，隔着鸿沟一道。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3月13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